成都本地的同性恋身份,最早是出现在一群被称作“飘飘”的男人身上。在当地居民的刻板印象中,男同性恋者总是在不同的聚集场所之间飘来飘去,“飘飘”因此得名。这个称谓隐含的意思就是那些同性恋男人一辈子也无法安定下来,就像秋风中的落叶,注定飘荡一生,同性恋者自己也就接受了这个称谓。如果说“飘”这个动词描述了人们想象中同性恋者特有的一种生存状态和行为特征,“飘飘”这个称谓就把这种行为特征人格化了。但是,“飘飘”这个词显然是用作名词,或者说得更直接一些,它成为了一个身份的称谓。

　　既然“飘飘”意指同性恋者,其他派生的词汇也就在成都的同性恋者圈子内流行开来。同性恋者聚集的地方是“飘场”或者“飘市”(就像在市场中找寻合适的目标一样),只有圈里人才明白的语言叫做“飘语”。“飘”的本意是一个不及物动词,本地的同性恋者却把它当作及物动词使用。比如要“飘”某人,就是想认识某人并与其发生某种关系。此外,“飘”也可以用作形容词,描述刻板印象中与同性恋者联系在一起的行为举止特征。

　　按照人们关于“飘飘”的刻板印象,他们没有能力维持一个长期的稳定关系。“绞人”是成都“飘”语中的一个说法,“绞”原意指纠缠在一起,四川方言中也有结合在一起的意思。如果我们说“绞人”,字面的意思是希望和某人纠缠在一起,也就是希望和某人一起生活、同居。但是,在本地的语境中,“绞人”一词具有特别的内涵。身为本地一个“资深”飘飘”,劲雄作了如下“权威”的解释:

　　“在成都的同志圈子以外,一般情况下,夫妻结合、结婚,都不会用‘绞人’这个词。如果某人有了婚外情,或者两人的关系不被大家所认可,或者发生两人关系的当事者不被大家所认可,就会用到‘绞人’这个词。很显然,‘绞人’这个词多少带有些贬义的成分。同志圈子里习惯用“绞人”这个词,我觉得有两层意思在里面:其一,这是大家对非正式关系的一种描述,所以同志也这么用;其二,这既是一种自嘲,更是对不稳定关系的无奈。”在过去,同性恋者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短暂和非正式的——最有可能是作为婚外恋和性放纵的一种形式。描述同性恋关系的用语,“绞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明追求长期稳定的关系在圈子里是不受鼓励的,因为这种背负污名的关系给双方带来的社会后果是相当严重的。通过挖掘“绞人”一词在本地语境中词义的内涵,我们可以想象同性恋关系的社会含义,它随着时代的变化,也从过去暗含“破坏”异性恋家庭关系的负面意义,向着现在组建同性恋长期伴侣关系的正面意义的转变。

　　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开始突破“飘飘”的宿命,选择“绞人”,向社会展示他们同样能够建立和发展持久的伴侣关系。在媒体不断的报道下,老赵和老钱成了成都、甚至是全中国最出名的一对同性恋伴侣。2005年6月,天堂酒廊为他们举行了相伴20年的庆祝晚会。在现场近百名不同年龄的客人面前,老赵回忆起那个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夜晚。

　　“我和以往一样在那个公园里面溜达。我看见了A先生也在那里。他是成都的一个川剧名角,但是没有人搭理他,因为他的年岁已经很大了。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从他的眼里看到的一切——无望、孤独和悲凉。那一刻,我发誓我绝对不能像他那样终其一生,我下定决心要寻找一个人共度此生。”

　　1985年的冬天,老赵和老钱在文化宫相遇。除了彼此之间的吸引外,两人发现他们都有着同样一个追求——“找寻伴侣共度人生”。老钱那个时候在另外一个城市当中学教师,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他辞职到了成都。从此以后,这对“飘飘”不用再飘来飘去了。

　　“飘飘”身份的建构是和“飘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飘场就是“飘飘”寻求性欲满足和发展社交网络的地方。鸿生很早就是成都“飘飘圈”里的“名人”了,他告诉笔者1980年代他自己在飘场的经历。

　　“我不到20岁就公开自己的身份了。那个时候我在成都认识很多人。我们有‘飘市’,一个在后子门,另一个是市内一个公园里面的茶园。后子门是一个街心花园。那个时候,白天在公园喝茶,晚上就到后子门去找朋友。”

　　林涛是在去北京的一次旅行中发现同性恋聚会的场所的。回到成都后,他就开始找寻本地的同性恋者活动场所,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他的叙述极好地表明了飘场对“飘飘”意味着什么。

　　“你让我晚上不出门,我就有点坐卧不安,然后就开始出去。我感觉就是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以前没有网络,甚至手机和电话都没有的时候,只有靠到那个地方。很多时候,并不是你要去找到什么,关键是你到那里去看,有你的同类在那里,你的心里好像就踏实一些,实际是找一个认同。转一圈,没有找到的话,就回去了。”

　　飘场的经历对于鸿生和林涛以后的人生道路至关重要。鸿生在飘场认识的朋友十多年后成为他经营的天堂酒吧开门后的第一批客人。林涛在飘场认识了他现在生活中的同性伴侣,他们在一起已经生活了10年。

　　鸿生提到的那家著名公园内的茶园就是一个“飘场”。其实,成都很多“飘场”都是位于茶园里面。到茶馆喝茶是成都本地最引以为豪的重要民俗之一。在对成都街道文化的历史研究中,特别强调了茶馆在成都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兼具商业和家居双重用途,茶馆是成都社会人情的缩微图。了解茶馆丰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角色,对于我们理解成都的社会非常有帮助。”

　　茶馆是成都本地最常用的社交场所,本地居民经常光顾茶馆。作为社会空间和休闲场所的成都茶馆有其独特的个性。研究表明,无论经济状况如何,到茶馆喝茶是本地各个阶层民众都喜爱的休闲方式。民众在茶馆里面享有相当的自由,且少有干涉。

　　和其他本地居民一样,“飘飘”也喜欢到茶馆喝茶会友,只不过一般集中在特定的几个茶馆。这些地方经过口头传播,也就慢慢有了“飘场”的名声。越来越多的“飘飘”茶客往那几处地方扎堆,同性恋人群的公共空间就在茶馆里面产生了。成都有一座著名的佛教寺院里就有这样一处茶园。在普通人的心目中,这座寺院要么是个宗教场所,要么是个旅游景点,可“飘飘”提到寺院的时候,一般指的就是里面的那处茶园。下面是小曾向笔者描述的在寺院茶园里的典型经历。

　　“你去过那里没有?里面平时人很多,现在天气不好。同志都爱到那里去喝茶,周围的人也知道他们是同志,没有人用奇怪的眼神看你,你就觉得非常自在。和其他人坐在一起,你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不正常。”

　　“如果我们在其他地方和朋友见面,我一般会选择那些看起来不女性化的朋友,然后我们在一起见面聊天,但是说话的声音不敢太大。但如果你到那座寺院里,许多同志说话和开玩笑的声音都非常大,他们不怕被其他人听见。举例来说,如果我有一个朋友有点女性化,或者表现出很明显的同志特征,如果他走过来打招呼,我们会邀请他加入到我们。既然所有人都知道这群人是同志,我们就一点不在意。”

　　木木是一个在成都读书的大学生,和自己在东部的家乡相比,木木认为成都“飘飘”扎堆的茶馆是个好玩而且独特的地方。

　　“同志在那里和主流社会是完全打成一片的。在成都,同志和非同志彼此不回避。那家寺院里面喝茶的同志一点也不躲着、遮着,他们大声谈论同志的事情,用飘语打情骂俏,互相叫瓜婆娘(笑)。这和我们老家那边很不一样,在那个城市里,没人敢公开这样。”

　　“飘飘”在茶馆里结交朋友和发展其他的社会关系,也为那些新人融入本地的圈子提供了方便的渠道。他们遵循自己的亚文化规则,说的是只有圈内人才能理解的“飘语”,分享相似的兴趣和爱好,从而构成一个特殊的“符号的网络”。集体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下,茶馆里的“飘飘”形成了一个社区。

　　小曾和木木都提到了在茶馆里同志所做的“性别的表演”,招摇的言谈举止,在茶馆里不仅是被允许的,甚至是得到鼓励的。正如Michael所说的那样:

　　“这个圈子并不完全排斥女性化的气质,我想这和本地文化有关系。举例来说,同志都喜欢‘儿气’。可是不管一个同志是多么的儿气,在某些场合下,无论是为了开心还是本性使然,他也会故意女里女气,就像在表演一样,这非常有趣,是可以表演的,性别带有玩耍的成分。这也许是我个人的观点,但我的确认为这是本地文化的一部分。”Michael对同志在茶馆里有意识地颠覆传统性别模式行为的描述,很好地说明了性别“表演性”的本质和性别界限的“模糊性”。

　　成都茶馆里同性恋人群的公共空间有三个特别显著的特点。第一,“飘飘”在茶馆里没有躲躲藏藏,而是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通过有意识的“飘语”的运用,或者明显的性别表演,茶馆的特定区域被“怪异化”(queered)。既然茶馆属于公共空间,“飘飘”成群结队,光明正大地出现在这个场所,某种程度上,他们算是自我“公开”了。笔者赞同的看法,“comingout”和“inthecloset”等概念在中国语境的适用是有问题的。但是,HarryBritt说过,“当同性恋者散布在茫茫人海之中,他们就不是同性恋者了,因为没有人注意他们。”(引自)茶馆成为“飘飘”集体亮相、公开表达性向的场所。系统研究了清代“同性恋风气”盛行的情况。上流社会的文人、官员和商人时常聚集在戏院为各自喜爱的演员捧场。在这一场景中,带有同性恋意味的表达是公开而不是“地下“的。和那个年代看戏一样,喝茶是成都的风俗,公共空间的形成和“飘飘”身份的构建就和这一本地的风俗紧密联系起来。

　　第二,尽管同性恋人群一般聚集在茶馆里的特定区域,但他们在茶馆里和社会大众是整合在一起的。周围坐着其他的茶客,“飘飘”对于自己的身份很坦然。由于同性恋者的欲望,行为和交流被主流社会所排斥,他们时常经历内心和社会性上的“异化”(alienation)。“来自社会的漠视和自身的隐秘性在同性恋者的自身的‘异化’和社会‘边缘性’两者之间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怪圈,并不断延伸和内化。”“飘飘”在茶馆的集体出现,不必隐蔽自己,从而突破了导致“异化”的心理怪圈。同性恋人群对公共空间的要求,在茶馆里得到了其他茶客的认可,坐在普通人中间,“飘飘”们不再觉得自己“异常”了。

　　第三,许多访谈对象认为成都本地文化对同性恋特别包容,是形成以茶馆为代表的大众和“飘飘”和睦共处的同性恋公共空间的重要原因。本地文化对于同性恋公共空间的形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尽管沈阳同性恋者的生活环境十分艰难,但每逢周末在广场上进行扭秧歌的表演,不少同性恋者易装后和其他参与者一起表演,周围的群众习以为常,成为公开和合法寻求公共空间的一个途径。同样的道理,成都本地喝茶的习俗和茶馆里相对自由的氛围,让“飘飘”的性别差异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中得到了公开的表达。笔者的研究显示三个本地文化因素——历史上的文化多元性、本地的宗教以及重视休闲娱乐的都市文化——对于成都相对宽松和公开的同性恋生活环境有着重要影响。

　　那些在飘场公开活动的“飘飘”是成都同性恋人群中最显眼的一部分人,但是这部分人在本地同性恋社区中并不具有代表性,因为绝大多数同性恋者并不认同“飘飘”的身份模式和生活方式。除了同性恋本身的社会污名以外,“城里的飘飘”带给人们的不良联想也让许多同性恋者和那些招摇过市的“飘飘”保持距离。Ian就非常看不惯那些在飘场活动的“飘飘”们。

　　“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说的是成天无所事事,在飘场游荡终日的那些人,他们行为举止故意搞得很,不考虑将来,没有正当的职业,只是游手好闲,荒废时日。主流社会非常瞧不起他们。”

　　拥有一份不错的职业,过着正常的生活,Ian自我认定是主流社会的一分子。他不想和那些“飘飘”们有什么往来。那些不到飘场活动的同性恋者和Ian对“飘飘”看法差不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身份的否认和拒绝也是身份建构的一个方面(Trio)。这部分同性恋者不是通过身份的肯定,而是通过对其的否定来实现自我身份的。

　　由于“飘飘”的生活方式受到许多同性恋者的否定和批判,而很长时期以来又没有其他身份选择可以得到同性恋者的认同,所以他们在谈及自己或者圈内人时往往用的是“我们这种人”,而不是“飘飘”或者“同性恋者”。1990年代Chou研究中的那些接受同性恋作为自我身份的人,往往不是在生活方式上极度西化,就是在公园或者公厕寻找目标,或者未婚单身没有正当职业,这部分人最容易被标签为真正的同性恋者。同性恋者的身份不适用于那些体面的和过着正常生活的人,尽管他们有时也会放纵一下自己的欲望,这种情况直到1990年代后期才得以改变,当“同志”作为一个同性恋身份出现,并在全中国的范围内被同性恋者广泛采用。